在历史过程的分期方面，胡绳在1954年曾对早期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给予了详尽的批评。我们现在翻阅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书，发现胡绳的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中肯的。李泰棻的近代史，不论是大学讲义，还是正式出版物，在晚清是按皇朝来分期，在民国，是按不同的统治者分期，在这方面，大抵固守着纪传体史书中“本纪”的做法。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分期，表面上摆脱了“本纪”的形式，实际上是按最高统治者来划分时期的，仍然没有摆脱“本纪”的作史思路。其他的中国近代史史书，大多选择若干重大历史事件逐一叙述，或合并叙述，鲜有变化。胡绳批评这种体例大致类似于“纪事本末体”，并且认为这种叙述方法“往往会错乱了各个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这样的批评是客观的。
在研究方法上，有些作者表现了相当的开明和前瞻。譬如，主张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近代史写作的魏野畴，他在《中国近世史》导言中指出，生成新历史——理想中的历史，需要采取科学的原理、材料和方法，要与19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宗教学、考古学等姊妹科学（Sister Science）连接起来，应用到人类活动的事实上，写出新历史。他说：“古人把历史看做记载过去事实的账簿本，好像历史是为古人做的，使古人‘青史留名’、‘传诸不朽’就算了。我们才知道历史并不是要记载过去的事实怎么样，是要记载过去的事实怎么样到现在，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做历史，并不是为古人留名声，传不朽，是要把人类过去的阴影投到现在，要人类知道他们的现在是怎么样来的。既知道现在是怎么样来的，便可预料将来了。简单说，你不是记载过去的账簿，是要正确记载过去，并解释过去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