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这部书,还比较深刻地反映出了杜佑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这个观点,在《通典》中有广泛的表现,而最突出的反映,是他对民族问题的认识。这里说的民族问题,主要是指“中华”(或称“华夏”)、“夷狄”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程度与差别问题。杜佑认为:
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赍,实在于斯。
这一段话,阐述了“华夏”社会历史进步的过程和原因(主要是讲地理上的原因)。杜佑不赞成前人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是“削厚为薄,散醇为醨”的倒退趋势。他认为,人们当中有一种“非今是古”的“常情”。杜佑分析道:古代“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醇”、“厚”。他进而举出具体的事例,用以证明这一认识,他说:“缅唯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抟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所谓“居处巢穴”、“葬无封树”、“手抟食”、“祭立尸”等,是被人们认为落后习俗,只有“夷狄”才是这样的。杜佑力驳这一偏见,他利用文献的和民俗的资料,在《通典》正文的自注中指出:“上古中华亦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殷周之时,中华人尚以手抟食,故《礼记》云‘共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仍未尽耳。今五岭以南,人庶皆手抟食。”“三代以前,中华人祭必立尸,自秦汉则废。按后魏文成帝拓跋睿时,高允献书云:‘祭尸久废,今风俗父母亡殁,取其状貌类者以为尸而祭焉,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败损风化,渎乱情礼。’又《周》、《隋》蛮夷传:巴梁间风俗,每春秋祭祀,乡里有美鬓人而入,迭迎为尸以祭之。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妇人伴神以享,亦为尸之遗法。”[222]这里所举的,就是针对“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抟食焉”、“有祭立尸焉”说的。在杜佑看来,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不少,这里只是“聊陈一二”而已。总之,杜佑是用事实证明“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也就是说,现今的中华文明是从古代的不文明发展而来的。他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