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源自杜威，但却是为解决中国教育问题，在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中，在反对封建教育和“洋化教育”这样两条战线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本土化、民族化特征。
生活教育之所以反对封建教育和“洋化教育”，因为它们都是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在农耕时代形成的中国古代教育的负面价值，如读书做官、劳力与劳心分离、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脱离，轻视实用知识和实用技能，读死书，死读书等，一直是五四新教育批判改造的对象，它体现了生活教育理论改造传统的现代性。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留美学生，陶行知同样明确地反对照搬西方国家城市教育的模式和经验；反对脱离实际地追求昂贵的西化、正规化教育；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替外国人拉洋车”，反对“水土不服”的“洋化教育”。它使生活教育理论具备了十足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是“符合本国国情，适应生活需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争取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