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普遍化可以推出，如果我现在说对某人行某事，我就受这一观点的约束：如果我恰好与他处境相同，包括相同的特性，更具体地说，有相同的动机状态，那么也应对我行同等的事。但他现在所具有的动机状态与我自己目前的动机状态完全相反。例如，他可能很不想对他行我所说的应对他行的事（这包括我行此事的限定）。但我们明白，如果我向自己充分描绘他的处境，包括他的动机，我自己会要求一种相应的动机，表述为这样一条规则：如果我立即就处在那种处境下，不应对我行同等的事。但这一规则与我最初的“应当”命题不一致，正如我们一直假定的那样，如果那是限定的话。因为，正如我们刚才理解的那样，我应对他行此事这一命题，使我受这一观点约束：若我在他的处境中，就应对我行此事。既然“应当”是限定的，这就使在那种处境下对我行同等的事这一规则成为必要。因此，如果我对他的处境完全了解，我就面临两个不一致的规则。假定我目前了解我提出的受害者的处境，我只有放弃我最初的“应当”命题，才能避免这样的“意志上的矛盾”（参见康德作品，1785：58）。
6.2.然而，这里仍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在我自己的偏好与我的受害者的偏好之间的冲突问题。首先存在把他的偏好与我的偏好在强度方面作比较的困难，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处理之。我如何说哪一种偏好更大呢？又大多少呢？但即使假设我们能克服这一困难，问题在于，为什么我的偏好，如果比他的偏好较弱的话，就应从属于他的偏好。而且如果我的偏好比他的偏好更强，它们确实应高于他的偏好吗？例如，假设我认为我对他所要做的是把他的自行车搬开，以便能停下我的汽车，而且他对我这么做有点反感（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别人干涉他的财产，而仅仅是因为他想让它待在那里）。看来这一问题在多边情况下更为紧迫，在这些情况下，许多人的偏好受到影响；但我们首先在这个简单的双边例子中来处理这一问题并无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