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王蒙发明了一个自以为得意的理论，说父爱与母爱不同，母爱是与生俱来的，父爱是后天培养的。直到十多年后，我在新疆生了第三个孩子——女儿伊欢，这是唯一一次孩子出生的时候有他与我在一起，他立即空前地宝贝起女儿来。他忽然认为，父爱本来也是与生俱来的呀！
次子石儿
石儿小小年纪便有了计谋。只要他想出去玩，就一定主动积极地在家“大干社会主义”——又擦桌子又扫地，又倒垃圾又挑水，然后突然不见了，天黑以后才回来。
1960年初春的一天早晨，我起晚了，没吃早点空腹跑步到学校赶上第一节课，不料正上着课，忽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便晕倒了。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校医务室，校医告诉我，是妊娠反应。我写信把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告诉了正在下面劳动的王蒙，他觉得有点儿意外，但是他仍然表示孩子有生的权利。虽然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我们再要第二个孩子，但这是天意，我们只能选择顺从。
当年7月2日，我在天坛医院生下第二个儿子。临产时王蒙仍然不在我身边，他回不来，似乎是天经地义。这回我平静多了，也没有了上次那种不切实际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