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王蒙发明了一个自以为得意的理论,说父爱与母爱不同,母爱是与生俱来的,父爱是后天培养的。直到十多年后,我在新疆生了第三个孩子——女儿伊欢,这是唯一一次孩子出生的时候有他与我在一起,他立即空前地宝贝起女儿来。他忽然认为,父爱本来也是与生俱来的呀!
次子石儿
石儿小小年纪便有了计谋。只要他想出去玩,就一定主动积极地在家“大干社会主义”——又擦桌子又扫地,又倒垃圾又挑水,然后突然不见了,天黑以后才回来。
1960年初春的一天早晨,我起晚了,没吃早点空腹跑步到学校赶上第一节课,不料正上着课,忽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便晕倒了。当我醒来时已经躺在校医务室,校医告诉我,是妊娠反应。我写信把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告诉了正在下面劳动的王蒙,他觉得有点儿意外,但是他仍然表示孩子有生的权利。虽然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我们再要第二个孩子,但这是天意,我们只能选择顺从。
当年7月2日,我在天坛医院生下第二个儿子。临产时王蒙仍然不在我身边,他回不来,似乎是天经地义。这回我平静多了,也没有了上次那种不切实际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