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史可法比绝大多数南明官员都更明白自己所忠于的这个政权的灭亡已经指日可待时,史可法基本放弃了挣扎,他只悲观地想到了死,想到了殉国、殉君——虽然那个国家并不爱他,虽然那个躲在南京深宫里饮火酒、看杂剧、渔猎幼女的君王更是对他敬而远之。多铎曾派降将李遇春到史可法营中劝降,史自然义正辞严,痛骂李遇春负国背恩。李反唇相讥:公忠义闻华夏,而独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这话踩到了史可法的痛脚,引得他勃然大怒——尽管如此,史可法仍然别无选择地决定以身殉国,义不再生。
给义子同时也是部将的史德威写遗书——两人朝夕相处,如果史可法军务倥偬的话,他大可以把史德威唤到面前耳提面命,用不着如此隆重地诉诸笔墨,写成正式的文本。史可法的隆重之举,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史可法希望有更多的人——包括他同时代的人,也包括与他不同时代的后人——能够阅读到他的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