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的教学方法大致与太学相似，以讲说经书为主。另外，由于私学中弟子众多，老师便往往利用高业弟子，转相授受。如马融有门徒400余人，而他直接授业的只有50余人，然后再让这50余高业弟子转授其余门徒，郑玄在其门下3年，都未能见其一面。在山东诸城所发现的画像石上，有一讲学图，生动再现了汉代讲学的场面。图的正面有一方形高堂，三面回廊，上坐一老者，高冠加额，长衣广袖，正挥手讲学，对面一人双手捧牍，凝神倾听，堂前还有13人捧牍环坐，认真听讲。[39]
除上述私学的主要形式外，汉代私人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女子教育、学术世家等特殊形式。汉代私学中虽然已有了相当于小学的“学馆”，官学也有类似的教育，但毕竟不够完善，所以仍有不少儿童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内完成的，如王充6岁时，其父即教他习字，张霸7岁时已在家内读完《论语》等等。女子教育则是在独尊儒术、儒家教育广泛开展后出现的。刘向撰《列女传》，分门别类讲述古代贤德女子的事迹，目的是为女子树立效法的典范。东汉女学者班昭（又称曹大家）作《女诫》一书，论述了女子修身以及处理家庭关系的准则，并用以教授皇后及诸贵人。《女诫》一直是女子教育的经典教材之一，明朝时还特将其编入《女四书》中。在经学昌盛的情况下，汉代女子学习儒经者不乏其人，明帝马皇后、和帝邓皇后、顺帝梁皇后在出嫁前均有学习儒经的经历。可见，在上层社会的家庭中，女子涉猎儒经并非罕见。在汉代私人教育中，学术家传极受重视，父子相继、祖孙相承的学术世家实在不少，如翟酺四世传《诗》，欧阳氏八世为《尚书》博士，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的史学，蔡邕、蔡文姬父女的文学，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学，郭弘、郭躬父子的法律学，楼护家世医学，任文公家世气象、灾异等，都闻名于世。学术家传对于形成特定的学术风格很有好处，但也带有—定的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