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认识论危机，戏剧性的叙述与科学的哲学》，载《一元论者》，第69卷，第4期，1977。
[4] 更具概括性的说法见《流浪沉思》，载《今日尼采》，巴黎，1973。
《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1990）（节选）
导论
所有系列性哲学讲座，无论是原初发表的，还是尔后出版面对更广大的，也常常是更混杂多样的听众而作的，都因特殊演讲者对两类问题的介入而不可避免地体现一种立场：这两类问题中一类，是演讲中明确谈到的问题；另一类则是由演讲者与他或她和第一批、第二批（有时还会有随后的第三批和第四批……）听众的关系所产生的新问题。当然，在作为一种学术风格的演讲史中，很长时期内都不一定有人明确留意这后一类问题。在这期间，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关系被双方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关系的社会预制、道德预制和智识预制均不必予以解释，或许从来也无法对之做出充分解释。无论是对人们习惯上设计作为其演讲风格的演讲主题，还是对作为一种学术活动的演讲之要义与目的，双方都有着广泛而基本的一致。
然而，也还有这样一些时期，在此期间，这种一致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挑战或否认；人们到目前为止所接受的主题界定也成了问题；听众已成为异质性的、相互分化的和零散的；演讲也不能以同一种方式来看待或进行，而是以某种新的，也许是人们尚未认识到或尚未充分认识到的争论与冲突形式，使自身转化而进入另一个时期。当我在撰写这些吉福德演讲稿时，我无法回避评论这类问题，因为正是这类问题给我提供了演讲的主题；在吉福德爵士生前时代，他给他的演讲者们所规定的义务是前一类问题，而在这次演讲中，我却把后一类问题作为我履行这些义务的工作。而且有关这种对立的信息在许多演讲中都出现过。但是，即使在这类撰写演讲稿的过程中，我也没有充分推断到听众可能慷慨地向我提出一些疑问和问题的方式或程度，而是常常搜寻我在爱丁堡和耶鲁演讲时我的听众们所作出的各种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