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易堂，程山是个理学群体。谢文洊颜其堂曰“尊洛”，将学术取向标得很明白。叔子说程山、易堂，“各有专致”（《复谢约斋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说的就是易堂的经术、文章，程山的理学。宗旨、取向有如此的不同，也无妨于叔子以程山为“性命之友”（《与富平李天生书》），于此也见出气象的宽裕。
程山中人也并非都有道学方巾气，其中的甘京当少年时，“风流跳荡”，甚至粉墨登场，“以身试优伶”（《甘健斋轴园稿叙》，《魏叔子文集》卷八）——易堂像是没有这等人物。这一时期的士人因了地域的聚合，难免于成分之杂，或许也因而少了一点故明党社往往不免的排他性？
至于程山、易堂两个群体进行的，是极其严肃的交往。据彭士望的上述《碑记》，易堂诸子过程山，“必出所撰著述，近日行事，讲贯连日夜，互为规益”。却也有轻松的时刻。叔子就曾记述他在程山，酒后，站在池边，受谢氏之命讲《左传》。“冬日和畅，微风动竹，日影倒射竹尾”，叔子“倚树指顾”，“反复数千言”，“闻者二十许人，皆欣欣动颜色”（《告李作谋墓文》）。这真是一种美好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