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如何寻找“文化身份”的问题上，霍尔主张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经历中去定义文化身份，而不是借助于外在的理论和抽象的规定。霍尔认为关于“文化身份”有两种不同的思维，第一种是将“文化身份”置于集体之中，属于一种共有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身份”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与文化符号，文化身份就被放置于一个指定的意义框架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从文化共同体规定“文化身份”的“从上到下”的方法。霍尔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法，即认为“文化身份”产生于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之中，这些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这种方法强调从现实生活方式以及人生经历中去理解“文化身份”问题，而过去和外在的东西无法确定“真正的现在”。霍尔指出：“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②实际上，霍尔将文化身份及其认同问题建立于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认为不承认“文化身份”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仅仅从共同的模式中去规定“文化身份”,就不能理解文化认同的变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