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范晔在《后汉书》的史论中,就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论倾向。他批评佛教“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故通人多惑焉”[127]。他批评种种方术“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方术怪诞之论“纯盗虚名,无益于用”,不过是有人“希之以成名”的工具罢了。他对武帝“颇好方术”,光武“尤信谶言”,桓帝“修华盖之饰”,都采取批评的态度。[128]他在《光武帝纪》后论中引卜者王长语,举方士夏贺良上言,望气者苏伯阿语,以及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人的预言,以证明“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这在《后汉书》史论中是极特殊的一例,自然不值得称道。他极少讲“天命”,即使讲到了,也是采取保留的态度。他说:“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129]他是把顺乎天、信乎人结合在一起来看待的。这虽多少带有一点折中的色彩,但范晔的思想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临死前还说:“天下决无佛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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