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那个男孩是安德烈》一书。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我收到一个请柬,确切地说是通知参加国家电影委员会知识分子创作会议。我去了,遇到了不少熟人,大家都提心吊胆,莫名其妙——为什么把我们召集起来?
008发生了什么特殊的事情?书记走上庄严的橡木讲台,要传达国家电影委员会的旨意,他显得特别自信自己在同志们面前的权威。他用恼怒的眼光扫了我们一遍,开始粗暴地痛斥在西方腐朽的、反人民的唯美主义面前卑躬屈膝,迎合资产阶级口味,轻视苏联人民健康观点的文艺作品。这个情绪、这些术语让人联想起1949年与世界主义做斗争时期的不快记忆。经过了近三十年听到这些话,还是不怎么舒服。而这位领导同志根据自己的哲学转向了具体的目标,开始痛斥《伊凡的童年》搞神秘主义、玩弄把戏甚至中伤卫国战争。我担惊受怕地仔细听着——怎么可以这样地仇视艺术!好容易等到这些咒语结束,我直奔出大厅,难道又要开始搞什么了?我只想赶紧躲回家去,没想到正好碰到失色的米哈依尔·伊里奇·罗姆。他对我说:“你去哪?等一等!塔尔科夫斯基要发言。”从橡木讲台前望过去,安德烈显得特别年轻,削瘦和无助。他开始十分平静的讲话,非常有礼地显出自己做人的尊严。只是不时神经质地抽动一下精细的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