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倍把这句话说了一半，就呆着出神了，但尔维耐着性子等着，不忍打扰他。
然后他又往下说：“后来有一天，正好是春天，他们把我释放了，给我十个泰勒[23]，认为我各方面说话都很有理性，也不自命为夏倍上校了。的确，那时我觉得自己的姓名可厌透了，便是现在，偶尔还有这感觉。我但求不成其为我。一想到自己在社会上有多少应得的权利，我就痛苦得要死。倘若我的病使我把过去的身世忘了，那就幸福了！我可以随便用一个姓名再去投军，而且谁敢说我此刻不在奥国或俄国当上了将军呢？”
“先生，”代理人说，“你把我的思想都搅乱了。听着你的话，我觉得像做梦。咱们歇一会儿好不好？”
“至此为止，肯这样耐着性子听我的只有你，”上校的神气挺悲伤，“没有一个法律界的人愿意借我十个拿破仑[24]让我把证件从德国寄回来，作打官司的根据……”
“什么官司？”诉讼代理人听着他过去的灾难，竟忘了他眼前的痛苦的处境。
“先生，法洛伯爵夫人不是我的妻子吗？她每年三万法郎的收入都是我的财产，可是她连两个子儿都不愿意给我。我把这些话讲给一般诉讼代理人或是明理的人听，像我这样一个叫花子说要控告一个伯爵和一个伯爵夫人，我这个公认为早已死了的人说要和死亡证、结婚证、出生证对抗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撵走，撵走的方式看各人性格而定：有的是冷冷的，有礼的，像你们用来拒绝一个可怜虫的那一套；有的用着粗暴蛮横的态度，以为遇到了坏蛋或是疯子。当初我被埋在死人底下，如今我被埋在活人底下，埋在各种文书各种事实底下，埋在整个社会底下，他们都要我重新钻下地去！”